【精神扶貧縱橫談】

　　精準扶貧內含著精神扶貧的命題，而脫貧則是對一種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別。在政策引入和產業(yè)扶持的同時，還應充分利用鄉(xiāng)規(guī)民約引導鄉(xiāng)風民俗，抵制陋俗惡習，樹立起一種奮斗型價值觀。

　　“精準扶貧”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不斷創(chuàng)新，讓扶貧攻堅深入推進，也讓中國農村和貧困地區(qū)的真實樣貌不斷呈現出來。伴隨著扶貧深入而日漸完整化的“農村形象”和“農村生活”，正成為新聞報道和社會文化研究審視的對象。

　　“萬里挑一”（10001元）、“六六大順”（66000元）等彩禮陋習，讓很多家庭辦完一場喜事就傾家蕩產；“花了一家人10年的收入”“3天宴席吃掉16萬元”的奢侈喪禮，讓無數農村家庭因喪返貧；拿到巨額征地補償后無所事事、再因賭博一夜返貧的故事時常見諸報端；傳銷、邪教、理財騙局等帶來的悲劇各地都在上演。近年來，返鄉(xiāng)筆記、農村調研、鄉(xiāng)村報道呈現出的這些信息，不斷重復著一個常識：物質的貧困與文化的落后是一體兩面，精神的安放與脫貧的實現需要同步達成。

　　脫貧是一個政策語匯，同樣是一個文化社會學范疇。過去，中國用30年時間創(chuàng)造了7億人口脫貧的奇跡，也使占全世界貧困人口總數四分之三的人群擺脫了蒙昧的生活，進入了享有平等教育和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現代生活。現在，中國發(fā)起了全面脫貧的攻堅戰(zhàn)，同樣意味著，我們要完成從傳統(tǒng)農耕文明向現代城市文明的過渡，引導農村和農民完成生活方式的變革。

　　什么是現代化？哲學學者孫正聿曾有一段通俗的解釋：現代化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科學化，接著是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接著是日常交往的社交化、日常生活的法治化、農村生活的城市化。這個解釋，構成了一把人文尺子。在人均純收入、可支配收入等數字標準之外，在住房安全、基本醫(yī)療這些生存保障之外，對于扶貧的意義，應該拿這把尺子量一量。

　　精準扶貧內含著精神扶貧的命題，而脫貧則是對一種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別。在政策引入和產業(yè)扶持的同時，扶貧干部和基層干部還應充分利用鄉(xiāng)規(guī)民約引導鄉(xiāng)風民俗，逐漸抵制奢侈紅白喜事、高額份子錢等陋俗惡習；通過獎勤罰懶、教育示范等手段樹立起一種奮斗型價值觀，引導貧困群體擺脫那種認為財富可以通過偶然發(fā)現一次機會而空手套白狼的錯誤觀念。很多經驗表明，一個地域的發(fā)展機會，其實未必與這個地方的自然稟賦相關，卻一定與其人群的價值取向和生存理念相關。唯有開民智，培養(yǎng)起“精氣神”，才能讓脫貧成果更持久和穩(wěn)固。

　　此外，貧困地區(qū)存在著的文化生活空白，常常導致帶“彩”打牌盛行、賭博泛濫。雖然近年來農村書屋和文化站建設已經深入開展，但很多地方仍持有只輸入、不培育的思路，依靠外來力量向本地“植入”文化。其實，要讓健康的文化生活日常化，必須根植當地文化特點和文藝類型，充分利用地方戲曲和民俗節(jié)日，充分培育本地文化人才，讓“觀眾”和“演員”一體化，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培養(yǎng)起鄉(xiāng)村文化共同體。

　　換句話說，個體的生活方式才是對社會文明的最終沉淀，這是今天精神扶貧與物質扶貧并舉的重要原因。

　　作者：劉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