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7年7月開始，我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到云南省西疇縣瓦廠村任第一書記，開始了在一個國家級貧困村的兩年任期。

　　某種程度上說，我和全國19.5萬名第一書記都在沖刺。過去5年人類減貧事業(yè)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國有6000多萬人口告別了貧困。整個國家計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世界都在盯著我們的沖刺。

　　村級層面的脫貧指標中，最難的一項是實現(xiàn)“當年村集體收入達2萬至5萬元以上”。瓦廠村哪里有什么集體收入？這里地處連片石漠化地區(qū)，沒有規(guī)模化種植的土地條件；村落分散，平地匱乏，也不具備集中養(yǎng)殖的條件；村民思想保守，缺少致富帶頭人。這個幾乎“遍地狼藉”的村子好像朝哪都望不到出路。我意識到，自然環(huán)境的先天不足雖然是限制村子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還是因為村子里沒有致富帶頭人。為此，我十分注意尋找村中有闖勁兒和思想的年輕人。

　　“小珍，聽你媽媽說你2018年畢業(yè)，能和你聊聊嗎？”一天晚上，我從村民畢興姚那里要到她女兒的聯(lián)系方式，迫不及待地給正在城市讀書的高天珍發(fā)了一條短信。

　　村里的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了。高天珍今年剛滿18歲，像她這個年齡的人，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懷基本不會想著再回到農(nóng)村干事業(yè)，高天珍也是如此。我和她通了近1個小時電話。“鞏書記，我覺得我們這里交通不方便，也沒有很好的產(chǎn)品，人又窮，怎么干啊？”我告訴她，我們不搞規(guī)模化的種植，就從農(nóng)戶家里原生態(tài)的產(chǎn)品入手，家里有什么我們就往外銷售什么，總比賣不出去爛在地里強。我又給她發(fā)了幾張我在她家地里拍攝的紫山藥的圖片，告訴她這個東西很有市場，“我發(fā)了個朋友圈，就幫你們家賣出去了20多斤。”

　　高天珍有點心動了，我又順勢建議她，利用課余時間注冊一個村里的網(wǎng)店，把村里的產(chǎn)品都集中起來銷售。第二天，她注冊了我們村的第一家微店——“太陽谷有機商城”，雖然產(chǎn)品種類不多，但頭3個月銷售額就達到6000余元。

　　另一個年輕人李文國和高天珍不同，他年齡較長，且很早之前就有了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想法。“我早就想回來，但工程太多，而且確實能掙到錢，就一直沒回來。”他在上海一家高端花藝店打了4年工，此后又在外面做工程，本該存下一筆積蓄，可去年家中突發(fā)變故，一下子“沒了”4個人，這里面就包括他不滿30歲的小弟。他幾年存下的錢都用來給家人處理后事了，工地上還有兩起小事故，掙的錢都賠進去了。

　　最早和文國相識是2017年8月，我跟扶貧工作隊員吳俊一同去鄰縣的一處工地上找他核算家庭收入，因為在村民代表評議會上，大家提出希望將他家納入貧困建檔立卡戶——這意味著獲得政府更多的扶持。那天，他對我說，能不能納入建檔立卡戶其實都無所謂，因為不管這個政策有沒有，日子都要過下去，過得好過得差都得靠自己的雙手，只有勤勞才能致富。從那天起，我覺得他是個干事的人！

　　果不其然，4個月后，李文國來村委找我，打算回家創(chuàng)業(yè)，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見。“書記，我覺得我們村以后還是大有發(fā)展的，縣里在弄旅游開發(fā)，我們很多土特產(chǎn)質量也都不錯，就是沒人帶他們做。”他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我們缺的就是一個好的平臺和帶頭人。那天下午，他帶我來到村口一片他打算開發(fā)的地方，那里上風上水、環(huán)境優(yōu)美，自然條件得天獨厚。我們沿著河床旁的山路小心攀爬，要去他的地里看看。一路聽他聊著自己的打算和構想，再看著眼前風景宜人的河堤，我覺得他開一個農(nóng)家樂的想法應該能夠實現(xiàn)。我又和他聊起了我對村子未來發(fā)展的計劃，包括特色農(nóng)副產(chǎn)品、特色手工業(yè)和山地果林種植，他都很感興趣。我們一拍即合，打算在村里弄一個公司，帶動老百姓共同致富。

　　此后，我又陸續(xù)找到了田維星、程方巧等一批有志向的年輕人加入我們的創(chuàng)業(yè)隊伍。創(chuàng)業(yè)的日子里我們經(jīng)常在微信群里聊個不斷，晚上再到村民家中邊“烤茶”邊謀劃，常常一聊就到了深夜。雖然這里既沒有成熟的產(chǎn)品，又沒有生產(chǎn)、儲藏、運輸?shù)扰涮桩a(chǎn)業(yè)，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但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基本找到了一條適合村子發(fā)展的方向。如今村里的商貿公司已經(jīng)注冊，相關產(chǎn)品的商標也在注冊中，各類產(chǎn)品逐漸開始生產(chǎn)、銷售。村子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愿意加入到我們之中。

　　我常常在想，第一書記其實在村里的時間非常短，2年根本不夠幫助他們建成一個成熟的產(chǎn)業(yè)，但帶給他們致富的希望和動力卻至關重要。

　　駐村以后，從酷暑到寒冬，29歲的我第一次體會到冬季沒有暖氣的濕冷難耐，第一次劈柴做飯卻被柴刀割傷了手，第一次尤為想念2000多公里外的水餃和手搟面……

　　和我一起的除了村干部，還有來自省縣鎮(zhèn)不同單位的工作隊員，有已到退休年齡的蘭姐、有孩子未滿1歲的小梁，還有兩名鄉(xiāng)鎮(zhèn)下派的駐村隊員張潔和吳俊。這樣一支隊伍，要帶領瓦廠村191個建檔立卡戶的781人脫貧。

　　我們住在村委會的樓上。“才放了一個國慶長假，被子就霉了。”這種事再尋常不過，屋子里也常常是一股發(fā)霉的味道，可翻箱倒柜卻怎么也找不到究竟什么東西發(fā)了霉，聞著聞著也就習慣了。到了冬天，火盆、烤火器、“小太陽”、電熱毯成了標配，但凡少了一樣，不是在辦公室凍得渾身發(fā)抖，就是在被窩里輾轉難眠。我作為一個北方來的“精壯漢子”，一度過分自信自己的抗寒能力堅持不買電熱毯，半夜被凍醒是家常便飯。

　　我們用幾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全村15個自然村的貧困戶，在只有一米寬的山路上望著懸崖膽怯前行過，也曾在深夜時坐在村民家中和他們“干酒”做工作。

　　“車陷進溝里沒事，最多車出不來，要是掉到下面的山崖里，人可就爬不出來了。”這是我來到瓦廠的第四天，深夜和駐村工作隊員一起前往三家寨村小組，我們在夜路行車時開的玩笑話。開車的是鄉(xiāng)鎮(zhèn)民政所的工作人員左大富，和我一般年紀。車沿著泥濘濕滑的道路緩慢前行，既不敢太靠邊怕車輪打滑滾下山崖，又不敢太靠近山體，避免被滾落的碎石砸中。

　　“慢點慢點慢點，往回打輪，好好好，不能再拐了，直走，直走……”因為前路有一塊大的塌方點，我們不得不涉險從碎石堆旁邊壓著懸崖邊過去。大富緊緊握著方向盤，坐在副駕的村支書老謝探出頭盯著輪胎和山崖間僅存的一絲縫隙，指揮著車輛前行。而我坐在后座上閉著眼睛，看似氣定神閑，其實心里一直在想：“千萬別出事，千萬別出事，我還沒娶媳婦呢。”

　　像三家寨這樣道路險峻的村寨，整個瓦廠村有六七個，其中最小的一個常年在家生活的只有不到10戶人。記得剛到瓦廠村，就聽一位領導說過這樣一番話：“路再難再有危險，老百姓是不是要下來？既然老百姓能下來，我們的干部為什么上不去？”自那時起，我便決定要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這里的土地。

　　“340萬貧困人口實現(xiàn)易地扶貧搬遷、有了溫暖的新家……”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專門提到了易地搬遷的具體數(shù)據(jù)。多數(shù)沒有參與過易地搬遷工作的人，可能無法理解這340萬背后的艱辛。

　　瓦廠村15個自然村中有3個村要進行整村易地搬遷，再算上“插花安置”的群眾，涉及近100戶400余人，占全村的近1/4。讓他們離開祖祖輩輩生存過的土地談何容易？“這是政府幫助你們解決的安全住房，你們自己只用掏1萬塊錢。”“新規(guī)劃的搬遷點有統(tǒng)一的飼養(yǎng)點，用的都是自來水，有線電視、網(wǎng)絡都有。”“山上的地還是你們的，你們要是愿意可以流轉出去，也可以自己再回來種。”我們一次次走訪、一遍遍做工作，1戶、2戶、3戶……最終，這3個村的建檔立卡戶全部都簽了搬遷協(xié)議。

　　然而，工作并沒有到此結束，建檔立卡貧困戶雖然都簽字了，可還有不少非建檔立卡貧困戶，他們將要付出相對更多一些的自籌資金才可以隨遷。“憑什么他們出1萬元，我們就要出三四萬元，政府要是不把這錢解決，我們就不搬了。”帶頭不搬的是這個村里家境較好的一戶村民，前幾年做生意虧了本，不得已回到家中等著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都是一個村的，大家生活條件都差不多，憑啥要讓我家多掏錢？”在他的帶動下，又有幾戶隨遷戶拒絕在搬遷協(xié)議上簽字。雖說易地搬遷要群眾自主自愿，可生活在地質部門多次明確警告的“地質災害多發(fā)區(qū)”的群眾，我們怎能放任他們“自愿”留在山上。村里說不通鎮(zhèn)里說，鎮(zhèn)里說不通縣里說。

　　時磊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派來掛職的西疇縣委副書記。我們曾一起冒著瓢潑大雨，蹚著順道而下的泥水，打著手電朝一個計劃整村搬遷的村小組走去。時磊給那幾戶因沒有被納入建檔立卡戶而拒絕搬遷的群眾算了一筆賬。“路不需要你們出錢修，水電網(wǎng)全部政府出錢給你們做，集中飼養(yǎng)點也是政府出資，還有整個搬遷點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這還不算，你們每戶還有補貼，光這些加起來你們每戶政府平均都幫你們出了10多萬元，再讓你們自己出幾萬元不過分吧？不要光想著等靠要，好日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那天聊到了深夜。時磊講了他自己家的故事，原來他家也是河南農(nóng)村的一戶貧困家庭，但他明確給家里打電話說，決不允許家人申請成為貧困戶。他老家的弟弟此前曾問過是否可以申請貧困戶，用政府的錢蓋個新房。時書記當即就給他潑了盆冷水：“你是缺胳膊還是缺腿呀？貧困戶的錢是給那些因病因災因學或者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準備的，你那么年輕，隨便出去打打工就能掙到錢，看著現(xiàn)在政策好你就想當貧困戶，丟不丟人！”他弟弟自愿放棄申請資格，轉而外出打工謀生去了。聽了他的故事，幾戶曾經(jīng)拒絕搬遷的群眾面面相覷，畢竟他們也正值壯年，完全有勞動能力，只是“懶得出去打工”，想著僅靠政府過上好日子。這個事情也給他們帶來很大觸動。“書記，以前我們不知道政府給我們建房子要花這么多錢。這個字我們簽。”那晚，他們當即就簽了協(xié)議書。

　　在農(nóng)村做工作，有一種酒杯很難拒絕，這就是村民遞過來的“冷淡杯”。這是一種空腹喝酒的習俗，我們硬著頭皮干下“冷淡杯”，再去努力爭取大家的熱情。第一書記本來就是“外來人”，你沒有120%的誠意，村民憑什么信任你？支持你？我們在“摸底”的同時，他們在用目光審視著我們。

　　在陡峭的山崖上、破落的村寨中、寂靜的村宿里，我漸漸領悟到，脫貧攻堅有2件事最難，一是把政策一五一十地落實到位；二是讓村民心服口服地理解配合。前者成功了叫鄉(xiāng)鎮(zhèn)干部，后者成功了叫村委干部，兩者都成功了才叫第一書記。

　　（作者系最高人民檢察院派駐云南省西疇縣瓦廠村第一書記）